两种商业模式背后，还有着政府不同的角色定位。韩国政府素来有扶持财阀的传统，在三星九十年代刚刚进入液晶行业时，曾年年亏损，但政府给了超过60亿美元的政策贷款帮助其度过难关，后来更是享受了多年的税收减免。台湾则更信仰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，政府单位保守谨慎，不愿过多介入市场。郭台铭就曾抱怨说“全球只有一个市场没有政府支持，那就是台湾”。近年来当局更是在民粹的影响下，多次阻拦科技企业向大陆的投资。所以台韩企业间的竞争，某种意义上是不公平的。
当然，传统而言市场经济本不应该让政府过分发挥引导指挥作用，但对半导体和面板等重投资行业来说，这个规律却并不适用。面板产线投资大，回收周期长，而且有着逆周期投资的特点，单靠民间资本很难坚持下来，这就需要国家的力量支持。这是韩国厂商得以战胜日本的关键，也是持续对台厂形成竞争力的优势。近些年来，台湾方面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。所以在发展下一代MicroLED技术的当口，由官方背景的工研院出面组织产业同盟，力图协调内部资源避免内耗。
但政府干预也并非没有弊端。一是政府资金容易遭到滥用，二是监管者与大企业利益绑定，会打压创新。韩国财阀与政治的勾连之深，我们稍微有关注新闻的都能见识到，这就是裁判下场竞争，必然破坏比赛公平性的表现。那么，怎么样既引入政府力量，又保有公平竞争环境呢？这就要说到中国大陆独特的地域竞争模式了。
显然中国政府是乐于支持大企业的，这看起来似乎与韩国颇为相似，但区别却在于，与企业深度绑定的往往是地方政府。在某个地方，一个大型企业能独享政府资源，但它的竞争对手一样能得到其他地方政府的背书，这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地域竞争模式，即地方政府携龙头企业互相竞争的局面。中国面板行业的两大巨头，京东方背后是北京，合肥政府的大力支持，而第二名的华星光电也少不了深圳政府的影子。所以中国大陆的产业界，是既有政府扶持，又有相互竞争，国内国外两个市场都有足够空间的独特环境，既可攻于国门之外，亦可守成于国内市场，弹性十足。这正是大国市场带给行业的巨大红利。
反观韩国和台湾，两地由于市场太小，无法形成如大陆般的多个经济区域。所以，产业政策要么像韩国一样，由中央政府深度介入，抱团与外国企业竞争，要么如台湾，主要靠企业自己出头。这两种方式在现代科技产业竞争中，都有着各自的缺陷。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台湾和韩国这对曾经龃龉不断的老对手，其未来面板产业真正的威胁，其实正是飞速崛起的大陆同行。
